胡德海,1927年9月29日生于浙江金华。1949年9月30日,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,1953年被分配到西北师范大学(原西北师范学院)任教,扎根西北,献身教育事业,倾心学术研究,迄今已66年。曾任甘肃省高校教师高级职务评审委员会委员、甘肃省特级教师评定委员会委员、武汉大学教育学院兼职教授、甘肃省教育学院兼职教授、甘肃省教育学研究会理事长、甘肃省少数民族教育研究会副理事长、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教育基本理论学科规划组成员、《教育研究》杂志编委、国家教委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查委员、《教育大辞典》(修订版)编委等社会兼职。进入新世纪,他又兼任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学术顾问,甘肃省第三、四、五届中小学教材审查委员会副主任,甘肃省教育学会教育学研究会名誉理事长,西北师范大学学位委员会委员、《中国教育大百科》编委等。

多年持续不断的与书为伴,有两门学问对胡先生思维体系的形成影响深远,一是文化学,二是宇宙学,其中尤以宇宙学为最。他曾说:“我的教育理论能被整合成一个体系,靠的就是文化学、人类学所基于的这种宏观学术力量。”

1978年,随着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好转,胡先生像其他知识分子一样,重新回到西北师范大学,回到自己挚爱的教育学讲坛上。重返讲台的他,历经磨难、初心不改,孜孜以求、勤奋耕耘,心无旁骛、专心育人,为教育传薪播火,实现了“立德、立功、立言”的人生崇高境界,走上了道德人生、文化人生、知识人生的育人之路。

推门出来,清冽的空气让胡先生异常清醒,大西北特有的璀璨星河让他豁然开朗:“我别无依靠和凭借,我唯一依靠和凭借的是我多年来一贯坚持的好学和深思。我的功夫并不是在教育学自身,而主要是在‘诗外’,即陆游说的‘汝果欲学诗,功夫在诗外’的‘诗外’。”

20世纪80年代初,胡先生曾不止一次地问自己,能为这个新的时代做些什么?能为这个时代的教育学做些什么?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,中国教育学应该承担怎样的时代使命,完成时代赋予的哪些职责?

袁纯刚黑龙江省双鸭山市集贤县人

1990年3月,胡先生发表《教育学概念和教育学体系问题》一文,引起教育理论研究者的强烈反响。他在对教育科学进行总体研究的同时,还对若干重大的教育基本理论问题进行探讨,先后发表《论教育现象》(1991)《论教育、人与社会的关系》(1992)等50余篇论文。尤其是他关于教育起源问题的理论观点,自成一家之言,常常被学界同行作为经典引用。他关于教育现象的系统研究,在教育理论界也影响深远。

胡先生“藏教于学”,经常会把自己的藏书送给学生,并语重心长地叮嘱他们:“无论做什么样的工作,遇到什么样的情况,别放弃自己的专业,不要忘记读书。”这番话,让他的弟子们深为感动,受益匪浅。

2018年11月4日,青岛市黄岛区,31岁的王光新和妻子、两个女儿在家中。他高中毕业后来青岛市当工人,工作9年后在城里贷款买了房。

下决心不难,但要做到却绝非易事。无数次披星戴月,无数次挑灯夜读,胡先生总会沉静自问:“我凭借什么可以做到呢?我的条件和功夫又在什么地方呢?”寂静的夜晚,他的思绪在头脑里剧烈地翻腾、碰撞,辗转反侧,夜不能寐。

2018年1月30日,青岛市黄岛区,当时37岁的王继猛和家人在家中休息。王继猛2003年来到青岛,开了一家龙虾馆,年收入四五十万元。每月他们要还3000元左右的房贷,还准备生二孩,生意一年不如一年,王继猛想转换经营模式。

《教育学原理》出版后,先后荣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、第一届全国教育图书奖一等奖、中国教育学会“东方杯”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、第四届中国大学出版社图书奖优秀教材一等奖、第一届甘肃省优秀图书特别优秀奖、第五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等国家和省部级奖项。

宇宙学更是为胡先生展开了一幅前所未有的恢宏画卷:“我了解了这些知识理论,看到宇宙大爆炸后所呈现出的图景,真是为之欣喜不已,拍手称快,感慨万千,犹如拨开了云雾见到了青天,打开了眼界,精神为之一振,真正感到心明眼亮了起来。”这种宏大视界,让他拥有了一种站在宇宙的云端俯瞰大千世界的哲学理念,而这种理念投射到教育学上,便对这一领域产生了一个崭新的认识。

王光新(右一)山东省费县薛庄镇青山峪村人

赵国良在黑龙江省延寿县加信镇建设村出生长大,中学毕业后一直在家乡的黑土地上耕作,农闲时节去周边的城市倒卖袜子、水果和大米。小买卖满足不了他对城市生活的憧憬,1999年春天,赵国良开着平头解放货车从东北老家一路来到山东青岛的黄岛区,干起了长途货运,第二年就把妻子和儿子也接到了青岛。一家人租住在十几平方米的平房里,期待着在城里“发家致富”。

从此,胡先生把“究天人之际,通古今之变,成一家之言”作为座右铭,开始了对教育学体系的反思与建构,先后在《教育研究》《华东师范大学学报》等期刊上发表《关于教育的本质属性》(1981)《教育起源问题刍议》(1985)《论教育起源于人类社会生活的需要》(1985)《论教育的自在与自为》(1988)等文章,从理论源头探索教育的本质与属性、存在与发展。

理解时代精神,把握时代脉搏,决不随波逐流,更不囿于陈说,是胡先生一贯的学术品格。他说:“理论研究要说理,要讲道理,教育理论研究是基于个体对教育现象问题的理性思考,而不是盲从,从于权威,从于利益,从于时尚潮流,从于众口一词,或从于个人的滥情。”这是他《教育学原理》《教育理念的沉思与言说》《人生与教师修养》《雷沛鸿与中国现代教育》问世的根本动力和目的所在。

宫磊山东省泗水县泗张镇张庄村人

从黑龙江农村来到山东青岛20年后,去年年底,53岁的赵国良落下了户口,成为这座城市的新市民。他对城市的向往,“在城里工作、安家,不让下一代种地”,已经全部实现。

著书、写文章是为了更好地教书,这是胡先生做学问的初心;构建教育学的基本理论体系,则是他作为教育学人的使命。

1938年秋,胡德海到离家5公里之外的龙游县湖镇启明小学上高小,当时国难当头,遍地烽火,敌机在头上盘旋,炮弹在身旁炸响,龙游县一度沦陷。学校不得不组织学生东躲西藏,并把校址搬进山中。这一时期,民间团结抗日的情绪高涨,学校成为宣传抗日救亡思想的重要阵地。少年胡德海壮怀激烈,热血沸腾,心中燃起强烈的爱国情、报国志。这种情感,成为他日后漫长岁月中的一种信念和追求;这种精神,也伴随了他的一生,从未离开。

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青春梦想,对于胡先生而言,他的青春梦想就是献身祖国的教育事业——教书育人。

面对这样的困境,胡先生没有悲观失望,更没有放弃读书与思考,而是利用在资料室打杂的有利条件,阅读了大量的文史哲和英语等方面的书籍,对中国历史、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有了一个全面系统的了解和认识,这为他以后重返教坛和深入进行学术研究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。

经过长期的积累和沉淀,胡先生对自己所追求之事越来越坚定而清晰:“我必须把教育学的基本概念、基本理论进行一番正本清源的梳理,给教育学一个宏观、完整、全面、具有系统性和学理性的概括和说明,从而给教育学一个恰当的定位,并透显出教育学的理论价值。”

吴艳芳(左一)黑龙江省延寿县加信镇建设村人

1998年,在40多年沉淀与思考的基础之上,经过近20年的潜心研究,胡先生出版了教育学巨著——《教育学原理》。这是他教育思想的结晶,标志其教育学思想体系的成熟。在这本书中,胡先生从教育学的概念、对象到内容体系进行了系统研究,从对传统教育学基本概念的误区中引申出教育学的逻辑起点,勾画了整个教育学原理结构延伸的脉络,尤其是对传统的拘泥于一隅的教育学理念大胆突破,让人耳目一新。

2019年11月29日,青岛市黄岛区,30岁的公司职员王强和女友在一起租住的房子里。他3年前来到这里工作,房子月租1500元。老家的房子空着,家里的土地已经退耕还林。

为此,胡先生暗下决心,要通过自己的努力,创建一个较为完备的教育理论体系。

2018年1月1日,青岛市黄岛区,当时35岁的华玉喜在自己的住处——表哥货场的一个集装箱里。2015年,华玉喜来到青岛,用一辆小型货车跑运输,有货随时出车,年收入七八万元。媳妇和孩子还在老家,他琢磨着在城里再多赚些钱,就把家人接来一起生活。

1942年,胡德海15岁,进入汤溪初中就读。他深知这一机会来之不易,也意识到这个年龄读初中有些偏大。因此,在从进校那天起,他便勤奋读书,为将来能顺利考入高中奠定基础。每每谈及这段经历,先生总是引用孔子“吾十有五而志于学”而自励。

侯远忠(右)黑龙江省建三江859农场21连人

李福利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稍岗乡李楼村人

于是,胡先生大胆设想,要构建一个比较科学、合理的教育学学科体系,以取代那个逻辑混乱、基本概念错误、甚至难以自圆其说的旧式教育学理论模式。他认为:“中国的教学家们应当有信心,有志气去改变这种局面,振兴教育学理论,发展教育学事业。”

王金刚(左二)山东省聊城市茌平县菜屯镇菜屯村人

2013年,86岁的胡先生虽然不再承担具体的教学任务,但他始终没有离开自己挚爱的讲台,仍然坚持为学生讲课、做学术报告,坚守心中的那片教育圣地。

大学四年的学习与生活,不仅让胡先生获得了专业的成长,也让他发现了教育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。在他看来,当时教育系所讲授的各门教育学科中,包括苏联专家讲授的凯洛夫教育学体系,在理论上都存在很大的偏颇和不足。但要研究精到,成绩显著,不仅需要激情和努力,更需要聪慧的头脑、宏阔的视野、广博的知识以及能坐十年冷板凳的坚守。

今年,新“城里人”赵国良和家乡农村产生了新的联系:他给老家镇上产的大米注册了商标,开始在网上销售,最远卖到了内蒙古。农村的物产也和那里的人一起,正在走向远方的城市。

胡先生和教育学的相遇就从这里开始。

2019年1月29日,青岛市黄岛区,45岁的袁纯刚在自家酒店的办公室里打电话。为了在城里落上户口,1995年,袁纯刚从深圳来到青岛,在开发区买了房。之后他干过批发零售,开过家具店、饭店,去年他开的酒店营业额达到700多万元。

2017年12月31日,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,当时39岁的王金刚和父母、妻子、两个儿子在自家房子里。他来青岛已经20多年,在工地开了10年塔吊,后来夫妻俩摆摊卖饼,每天出摊十几个小时,除了春节没有节假日,年收入十七八万元。2015年,他们贷款在城里买了房,父母也搬到了城里,老家的房子没人住了。

2018年1月17日,青岛市黄岛区,当时65岁的侯远忠和妻子在月租500元的平房里。夫妻俩一直做炒货生意,起早贪黑,年收入20万元左右。儿女都在外地工作,他们打算明年租间楼房,不然儿女们都不愿意来。

2017年,赵国良看到了荷兰摄影师罗伯特·凡德·休斯特的摄影集《中国人家》。这本书用油画般的光影记录了许多中国城乡家庭的生活空间。他受到启发,开始拍摄和他一样的新“城里人”,“太多像我这样的家庭,从全国各地涌向城市,谋求发展。”

华玉喜吉林省通化市义民乡永长村人

1972年,胡先生被安排到西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教英语和语文。对此,他非常高兴,因为一则又可以教书,二则也可以充分利用学校图书馆,与他喜爱的各种书籍朝夕相伴。

2016年9月,西北师范大学举办胡德海学术思想研讨会。一天半的时间里,胡先生一场报告也没有落下,静静坐在前排,认真地听,不停地做着笔记。像他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大师级人物,能有如此谦谦之态,实乃一种生命的境界。一位年轻的女博士坐在先生后排,目视他聚精会神的背影,禁不住赞叹:“胡爷爷的精神实在让我太感动了!让我真正领略了一个读书人的修养,一个因读书而赋予生命更美好意义的精神体现。”

胡先生的教育学研究,均属于宏观教育学、理论教育学研究,其深层次原因便在于此。

2018年11月,91岁的胡德海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深情写道:“读书、教书和著书,此三者在我的生活中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……读书是为了教书,是为了教好书,教书其实也是为了读书,为了能和书亲近、结缘……而读书、教书的结果是写书、写文章。反过来,写书、写文章也是为了教书,为了教好书。所以,读书、教书、著书密不可分。此三者不仅先后相连,逐次出现,而且彼此联系、互为因果,因此,可视为我生命运行的基本轨迹。”

2018年12月5日,青岛市黄岛区,当时30岁的宫磊在租住的小旅馆里。2013年,他大学毕业后来黄岛发展,后来学厨师,月工资5000元左右。母亲去世后,他把独自在老家的父亲也接到了城里一起打工。

赵国良走出农村、扎根城市的这20年间,中国正经历着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、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。国家统计局今年发布的报告显示,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1949年年末的10.64%提高到了2018年年末的59.58%,超过8亿人口在城镇生活。

1953年,胡先生以优异成绩结束大学生活,怀着教书育人的初心和梦想,来到西北师范学院(现西北师范大学)工作,开始了高校的教学与研究工作,一干就是66年。因其勤于为学、乐于从教的人生经历和非凡成就,被世人尊称为“扎根西北的‘教育胡杨’”。

胡德海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教育学家。他一生以教师为职业,读书、教书、著书,与教育结下不解之缘。自1949年起,他开始从事教育学专业的学习与研究,至今已过去了70年。七十载峥嵘岁月,他见证了新中国教育学的发展壮大,在教育学原理、中国传统文化、人生哲学、教育史学等领域耕耘,著有《教育学原理》《教育理念的沉思与言说》《人生与教师修养》《雷沛鸿与中国现代教育》《陇上学人文存·胡德海卷》等学术代表作。其中《教育学原理》一书,被誉为教育科学理论发展史上的“扛鼎之作”。

王继猛(左一)山东省枣庄市峄城区古邵镇马汪村人

在汤溪中学读书期间,一次偶然机会,胡德海读到一副对联——万事莫如为善乐,百花争比读书香。当时,他眼前一亮,反复品味体悟,越想越觉得大有道理,于是真正从思想上形成了“天下事只有读书最乐、最好”的观念。这一观念,成为他此后读书的内在动力,阅读、思考、求索自始至终,一以贯之。

城镇聚集了更多的人和资源,开销也更大。同样来自黑龙江农村的64岁的侯远忠,进城十几年,每天早晨5点和妻子出门赶集卖炒货,晚上10点才能回家。他们的辛勤劳作能带来超过20万元的年收入,但夫妻俩仍租住在不足10平方米的平房里。在黄岛区开了一家减肥店的吴艳芳每年能收入十几万元。即使儿子已经开始工作,也有了对象,去年她仍然决定和丈夫一起投奔在韩国的亲戚,出国打几年工。赵国良理解这种紧迫感,农村人底子薄,总得为将来打算。

大学生活为胡先生打开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天地,他的人生也自此迎来了新的曙光,揭开了新的篇章,开始了有定向意义的新生活。这不仅确定了他以后的从教之路,也决定了他将要以教育学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作为一生的学术事业。

谈起读书,胡先生总是津津乐道,内心的幸福感油然而生。他意味悠长地说:“就我个人情趣的角度来说,教书其实是为了读书,为了能和书亲近、结缘……而读书就是为了更好地教书。”在他看来,作为教育者,就要比别人读更多的书,有更多的思考和认识,还要有更多的独到见解和新颖观点。这就是古人所谓的“有得而传道之谓教”。

1949年1月,胡先生从金华中学高中毕业;2月,应其家乡私立维二中学之聘,在那里当了一个学期教师,这是其一生从教之始。这段经历虽短暂,但每每忆及,他犹觉兴味无穷,充满乐趣。先生认为,当老师,传承知识、文化,启发民智,培育人才,既为社会所需,也符合自己的旨趣。“当教师,可以终身与书结缘,一辈子和书打交道,这是实现人生价值的最佳途径,也应是最好的选择。”因此,在填报考志愿时,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北京师范大学。

完成《教育学原理》书稿后,胡先生感叹:“想到多年来我为此付出的诸多孤寂、劳作与艰辛,特别念及昔日那几十年令国家、民族都深受屈辱和我个人所曾亲历的苦难的岁月,真是感何如之!奋何如之!幸何如之!”由此可见,走学术道路的他,并没有放弃家国情怀,依然把自己的学术研究与民族命运、社会责任紧密相连。

然而,正当胡先生准备对教育理论做进一步探究之时,一次次的政治风潮此起彼伏。“文革”中,他被关进“牛棚”,强制劳动改造,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。

高中求学阶段,胡德海更加用功,每天下午都要抽时间到阅览室读书。回顾当时的学习情景,先生总是感慨:“我在高中读书期间,看的课外读物,多从学校图书馆借来……一年中我从图书馆借读的书少说也有50本到70本。这些书有文学的、历史的,也有哲学方面的,总的来说比较杂。”

1927年9月29日,胡德海出生于浙江省金华县(原汤溪县)的一个农村家庭,祖父受传统耕读文化影响,非常重视下一代教育。1933年春,6岁的胡德海进入本村的初小,接受该校唯一的教师李连美先生的启蒙教育。

1984年,国务院批准在青岛市设立了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。1992年,开发区与黄岛区体制合一。赵国良来到黄岛的时候,这里已经没有早年小渔村的景象,他只觉得城市干净,人也不多。长途货车的生意不好做,接下来的十几年里,他摆过地摊、开过超市,后来开起了宾馆,在城里买了房子。他不再种地,老家的地包了出去,家乡的亲人也来青岛投奔他,先后在城里找到了工作。今年满30岁的儿子在他的宾馆旁开起了青年旅舍,儿子从小没种过地,和赵国良期望的一样。

2018年1月29日,青岛市黄岛区,当时39岁的吴艳芳和丈夫、儿子在自家的房子里。她几天后就要和丈夫去韩国打工,儿子有了对象,留在城里开网约车。她在城里开的减肥店收入不错,但农村人底子薄,出国打工挣得更多。

1949年9月,新中国诞生前夕,胡德海背起行囊,从家乡金华来到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继续学业。四年的大学生活,他最感念的地方还是图书馆。当他看到琳琅满目的书籍时,顿觉如入“宝库”,不能释手。所以,除正常上课和作息外,他几乎每天都泡在图书馆,早去晚归,一条板凳坐到黑,如饥似渴地汲取精神营养,沉浸在那个崭新的知识海洋之中,写下了几十万字的读书笔记。

1953年至1957年,胡先生主要从事高师“教育学”课程的教学工作。那时的“教育学”课程,基本上照搬凯洛夫的课程体系,再加上若干中国学校的事例,简单拼凑在一起,看似有理有据,实则貌合神离,是粘不到一起的“两张皮”。

胡先生认为:“教育学研究的出路要面对现实,深入历史,归于实践。为了达此目的,我们的教育学研究应当首先清除在知识构成、研究兴趣上的片面性和隔阂,应当使教育学著作在基本理念和原理、编排体系、论证方法、表达方式、文字风格、思维水平上,都有适应当今教育改革实践要求的突破和进步。”他对中国教育学出路的独到见解,不仅为其教育学理论体系构建奠定了扎实基础,也为中国教育学的研究与发展指明了方向。

2018年6月28日,青岛市跨海大桥工地,当时43岁的李福利在工棚里给家人打电话报平安。2018年3月,他跟着施工队来到青岛修建跨海大桥引桥,每天工资200元。年底工程完工后,他又要前往下一个工地。